【中国社会科学报】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新格局

区域协同化发展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一些国家打造经济增长极、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历史经验表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需要在充分考虑区域内各主体利益诉求的基础上，通过制度、政策、管理手段建立强大的支撑体系，消除各种阻碍联通和资源互补的不利因素,促进良性竞合、提升群体合作发展红利和竞争力,最终形成区域经济整体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加强协同发展是粵港澳大湾区面临的重大时代使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支持香港、澳[便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粵港澳大湾区处于中国沿海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内外融通、良性双循环的关键节点。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新格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合作发展典范，对于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实现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是摆在粵港澳三地面前的重大时代使命。

面临诸多挑战

通过协同发展加快转换发展动能、协调推进产业链融合和创新、实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跃升是粵港澳三地共同的发展目标。然而，三地的协同发展仍面临着行政管理制度差异、政策协同受阻、市场要素流动以及基础设施联通不畅、平台支撑不足、文化理念差异等方面的挑战。

粵港澳行政法律制度不同。在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实施背景下，三地行政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均有差别。同时，粵港澳分属于不同关税区域，三个独立关税区的不同制度规范制约三地资源自由流通以及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进程。另外，经济技术规范和标准差异也阻碍着三地在行业、产业、产品、服务等方面的合作。

粵港澳政策协同瓶颈凸显。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是推动三地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关键抓手，由于三地的制度环境、利益诉求存在分歧，因而发展规划协调编制存在难度。目前，三地协作更多的是在粵港和粵澳之间，粵港澳三方协作力度较弱。

市场要素流动和基础设施联通不顺畅。三地跨界交通等基础设施衔接不够顺畅，港澳与内地在企业登记、专业资格认证、税收制度、市场监管等方面存在不同，粵港澳人员跨境工作、学习面临障碍。

协同发展平台支撑不足。目前粤港澳三地协作规划、投入和管理的重大合作项目平台支撑效果不佳，许多平台功能定位仍不明晰。诸如港口产业园区、区域性港口联盟、粵港澳深度共建“带一路”合作示范区等支撑三地协同发展的关键平台，有待建设与完善。

经营管理理念与文化传统存在差异。粵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化同源，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三地的文化传统以及经营管理理念存在差异。三地政府、工商界在发展与合作理念、思维与行为惯性等方面有所不同，三地行政主体、市场主体的差异性制约了合作热情的释放。

协同发展的基本方向

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对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大湾区各行政主体要立足党中央大政方针、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协作，推进发展规划对接、体制机制创新、政策举措优化、要素投入协同，消除阻碍大湾区协同融合发展的壁垒。

打造完善协同发展的制度环境。有力可行的制度保障是区域规划得以实施的基础和关键。粵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等粵港澳跨区域行政协调机制应充分发挥在大湾区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的统筹引领作用。一是进一步清理妨碍区域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制度，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行政管理体系。二是牵头三地协商制定统一的制造技术标准、行业规范、财政金融政策、环境友好政策等，从而为湾区内要素自由流动扫除障碍，同时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打破“信息孤岛”，提高行政服务效率。三是逐步推动实施针对港澳在金融、教育、电信、中医药、建筑等领域的特别开放措施，研究进一步取消或放宽对港澳投资者的资质要求、行业准入等限制，进一步刺激三地的融通发展。

加强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对接。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南,有利于引导多中心区域协同错位发展、避免恶性竞争，激发合作潜能。-是区域内各政府主体必须形成一盘棋的协同发展思维,严格贯彻落实《粵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协调制定和对接各自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制定相关跨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创新协怍规划等,并形成推动协同发展的清晰定位和行动指南。二是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需从创新区域合作体制机制、优化产业分工、提升产业价值链、优化城市基础设施衔接和环境保护等多角度入手，构建促进大湾区协同发展的行动指南。三是跨区域协同规划编制需要广泛征求粵港澳政界、工商界、学术界以及民众的意见，提高规划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行性。

完善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联通。一是推动三地的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 ，重点强化广东与港澳的公共交通、能源、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的联通，着力打造连接大湾区各节点城市包括机场、港口、高速公路、城际轨道在内的综合性现代交通运输体系。二是促进公共服务体系的联通，推进粤港澳教育、卫生、文化、养老、医疗等社会服务的协同发展和无缝对接，扩大湾区内专业资格互认范围，构建三地通用的社会就业、收入分配、福利保障等公共服务制度以及社会信用体系，区域内企业要联动实施信用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

提高粤港澳对外开放协调水平。三地政府应该鼓励弓导当地企业探索共同拓展国际市场的新型“走出去”合作模式。推动大湾区企业发挥各自优长，例如，发挥港澳在财务、设计、法律及争议解决、海外商业网络和海外运营经验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广东企业在投资、人才、建筑及相关工程管理方面的优势。三地企业各显所能，共同打造建设港口综合物流园区、区域性港口联盟以及境外产业园区等，充分发挥大湾区新时期高质量对外开放试验田的作用。注重发挥大湾区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支撑作用，搭建“一带一路”共用项目库，建立粵港澳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合作及人文交流的长效协调制度和激励机制。

促进共建粵港澳协同合作发展平台。加速推进和完善支撑三地协同合作的平台建设，加快推进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三个自贸试验区重大平台开发建设。根据大湾区的功能定位，加快建设大湾区国际航运、金融和科技创新功能的承载区和对外开放门户。培育面向港澳居民和世界华侨华人的引资引智创业创新平台，研究探索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内设立粵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探索建立与粵港澳大湾区发展相适应的账户管理体系，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制度创新和市场开放联通，促进跨境贸易、投融资结算便利化，服务大湾区建设发展。

(本文系广东工业大学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校内专项课题(2021ZXZD01)、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粵社科联通[2021]24号)、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 21STA016)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0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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